过鹏儒:让珐琅彩在银器上起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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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景泰蓝,第一印象是“国礼”,从北京apec峰会到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,再到不久前的特朗普访华,都有非遗技艺景泰蓝的身影。作为彰显大国风范和传统艺术的“国礼”,景泰蓝人人皆知。鲜为人知的是,北京的景泰蓝竟源自远在云南的银胎珐琅。
珐琅,是将矿物质颜料填嵌或绘制于金属胎上,经高温烘烧而呈色的釉质,也指覆盖有珐琅的金属制品。按照金属胎材质的不同,珐琅制品可以简单分为铜胎珐琅、银胎珐琅、铁胎珐琅(搪瓷)、陶瓷珐琅等。景泰蓝,特指“铜胎掐丝珐琅”,自明朝景泰年间得名至今,传承不息。而云南的银胎珐琅却因种种原因差点失传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,从小喜欢手工的云南人过鹏儒听说了银胎珐琅,自此,这个“门外汉”变成了最投入的匠人。在他艰难的坚守中,曾经濒危的银胎珐琅重获新生。炫彩的珐琅舞动在雪白的银器上,焕发出了这门云南非遗技艺的新华彩。
手艺濒危——
“你们这个‘去良’是什么?”
云南阿哥过鹏儒的童年记忆里,有一个彩色的手镯。
手镯戴在母亲的腕子上,内侧是雪白的银,光泽柔润,外面是晶莹剔透的彩,绚丽明快。母亲烧饭时、洗衣时、拾掇地里的青菜时,那一圈彩色总是不停地晃啊、晃啊,仿若一幅精美的画,一直晃到了过鹏儒的心底。
童年的记忆是浅浅的、缥缈的,如果不去唤醒,可能就永远沉淀了。如果不是一次闲谈,过鹏儒关于手镯的彩色记忆或许真要永久地封存起来了。
那是一次聚会,席间一个朋友偶然提到珐琅彩银。这个陌生的名词一下子抓住了过鹏儒敏感的神经——银器,是云南历史悠久且闻名遐迩的“特产”,当地从事银器制作的工匠更是数不胜数。可是“珐琅彩银”是什么,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,过鹏儒完全没有概念。起初,他以为是在银子上画出色彩,稍稍了解,才发现原来彩色竟是高温烧制出来的。
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丽江人,过鹏儒在旅游业的大潮里摸爬滚打多年,开过旅行社,经营过酒店,开发过旅游产品,还张罗过餐馆,对市场的敏感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。就在那次聚会上,直觉告诉过鹏儒,珐琅彩银肯定是一个绝佳的旅游产品。
他开始去搜集珐琅彩银的资料。就在他看到第一张珐琅彩银的图片时,童年的记忆瞬间被唤醒:原来,母亲手腕上那一圈彩色,就是一只珐琅彩银镯子呀!他赶紧跑回家询问年过花甲的母亲。在专家的研究和对各种史料的相互求证中,过鹏儒一点点厘清了珐琅彩银的历史——
元代忽必烈西征时,珐琅工艺从西亚、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。1253年,忽必烈与丽江阿良联合攻打大理国,曾在丽江短暂停留,留下了部分珐琅彩银器及制作工匠。这门工艺由此在丽江市永胜县永北镇和金官镇一带代代相传。
过鹏儒惊奇地发现,珐琅彩银最早在云南的流传地之一永胜县金官镇,就是他的家乡,今天的三川镇。可是,在永胜生活了几十年的他,为什么只知北方的“景泰蓝”,却从未听说过本地的珐琅彩银呢?
他很快在史料中找到了答案——明代曹昭的《格古要论》中曾记载:“以铜作身,用药烧成五色花者,与佛郎嵌相似,尝见香炉、花瓶、盒儿盏之类……又谓之鬼国窑,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……”也就是说,早在明代,已经有许多云南工匠带着珐琅工艺到了北方,并且将价格昂贵的银胎改成了更为低廉的铜胎。后来明朝景泰年间开始大量烧制并得名的“景泰蓝”,即铜胎珐琅便由此而来。
而在云南永胜,银胎珐琅一直到民国时期还颇为兴盛,是名人和官宦极看重的工艺品。据说,抗战时期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就买去了不少。时任省主席龙云也喜爱收藏珐琅彩银,官吏们还经常用珐琅银器奉送上司,以求升迁。民间因此有戏言:“云南的一些官是永胜银匠一锤锤打出来的。”
过鹏儒的母亲年幼时,大户人家办喜事,从来少不了珐琅彩银的绚丽身影。那一件件光彩夺目的银器,高贵典雅,象征着身份,更蕴含着彩云之南独特的审美和文化。可惜,这种盛况至民国之后逐渐衰落,加之银子属贵金属,价格昂贵,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,永胜本地几乎已无人完整掌握珐琅彩银的工艺,存世的珐琅彩银也日渐稀少。过鹏儒记忆中母亲的手镯,其实只是最简单普通的款式,可在那时也不太常见了。
最令他难以接受的是,他母亲那代人至少还都知道银胎珐琅,而到了他这一代乃至更年轻的一代,生长在银胎珐琅的滥觞地,竟然根本不知这项拥有800年历史的工艺为何物。2009年,丽江珐琅彩银入选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可是与大部分非遗技艺一样,这门工艺依然处境艰难,且鲜为人知。最初,为了调查市场,过鹏儒曾问过不少年轻人是否知道银胎珐琅,结果不是茫然摇头,就是把银胎珐琅和景泰蓝混为一谈。后来,他去注册公司,当地的工作人员竟然不认识“珐琅”二字,还特意问他:“你们这个‘去良’是什么?”
这一问深深地刺痛了过鹏儒,这位原本只是打算开发旅游产品的中年商人,暗自下定决心:总有一天,要将这种传统工艺传承起来、发扬光大。那时的他并未意识到,童年记忆里的那只珐琅彩银手镯,已经开始在他心底生根发芽。
再现绝技——做试验差点把院子烧了
过鹏儒是个敢想敢干的人,决心已定,他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时间,就完成了公司注册,专门从事珐琅彩银的研发、制作和传承。可是,这个他完全没有料到,从零开始复原一门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工艺,竟是如此不易。
永胜虽是珐琅彩银最早流传的地方,但如今也只有屈指可数的民间手艺人还掌握一些简单技艺。过鹏儒曾试图去拜访这些老人家,但他们大多年事已高,并且其原始的家庭式作坊还坚守着“传内不传外”的老传统。拜访了一个又一个村子,他几乎一无所获。
过鹏儒不肯放弃,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,他了解到北京的景泰蓝和银胎珐琅在制作流程上有很多相似之处,河南、河北等地也有一些珐琅厂。他并不确定,这些各式各样的珐琅工艺是否能对自己有帮助,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参观学习之路。
从北京到河北香河,从河南郑州到洛阳,从天津到广东深圳,从陕西西安到贵州贵阳、凯里,再到云南省内的罗田、建水、祥云、鹤庆……,过鹏儒从各地的博物馆寻觅银胎珐琅的踪迹,在各个手工艺品厂家参观各种珐琅工艺品。几年东奔西跑走下来,过鹏儒对珐琅工艺有了不少感性认识。但参观和学习只是浅层的,没有哪个博物馆或厂家会把工艺秘诀公之于众。何况,珐琅的材质有银胎、铜胎、铁胎、陶瓷等多种,不同的材质,烧制的关键温度完全不同,而过鹏儒希望复原的银胎珐琅又极少见。
就在这时,过鹏儒从岳父家里翻到了一本发黄的旧书《化学工艺宝鉴》。因为太旧,书的具体年代已经弄不清楚了,但他惊喜地发现,繁体字的旧书里竟然记载了珐琅釉料的烧制过程。于是,过鹏儒决定用最笨的办法,参考旧书,通过试验,一步步摸索银胎珐琅的烧制技艺。
在丽江郊区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小院里,过鹏儒开始了漫长的试验。珐琅彩银的制作需要经过设计、制胎、绘画、錾刻、掐丝、酸洗、点蓝、烧蓝、抛光等20多道工序,就算是一个熟练的匠人,制作一套珐琅彩银器具,至少也得两个月。而过鹏儒一步步摸索这些流程,用了好几年。问他:“哪个步骤最难?”他认真地思索半晌,无奈笑道:“每一步都难呀!”
指着画册上的一把珐琅彩银壶,过鹏儒滔滔不绝:“譬如上蓝,上多上少都不行,上多了会漫过隔挡釉料的银丝,与其它颜色的釉料混合,影响图案的美观,釉料上少了,烧出来的色彩又不均匀不饱满;又如掐丝,银子的材质比铜软很多,要在银质的壶体上,用细细的银丝掐出细密的图案花纹,太考验耐心了!刚开始时掐出来的图案都是歪歪扭扭的、不规则的,辛辛苦苦根据设计图掐出了形状,经过胶水粘在壶体上时,好不容易将图案粘稳,但手指上的皮肉也跟着被粘掉了……”
听到此处,笔者下意识朝他手上匆匆一瞥,果然手指上的伤疤隐隐还在。过鹏儒却似乎完全没意识到,他的注意力还在那把银壶上。“再譬如配色,珐琅彩为什么漂亮?就是因为颜色完全是矿物质颜料通过温度烧出来的。颜料烧之前和之后色彩大大不同,烧的温度不同,颜料出来效果也不一样。烧好了色彩就晶莹透亮,烧坏了就暗沉无光。开始只能把几十种颜料在不同温度下挨个试烧,然后把颜料和烧过的颜色一一对应、编号,制作色板,等几十种基础色确定了,再混合颜料、开发新色彩……”
其实,上蓝、掐丝也好,配色也罢,多少还是与铜胎珐琅有相似之处的。要说与铜胎珐琅工艺最大的区别,便是烧蓝,也就是在银胎上点完颜料后,进行高温烧制。这是珐琅制作最讲功夫也最变幻莫测的一步,稍一疏忽,就得全盘推翻,从头再来。
相比于铜胎,银胎对这一步的要求更高。因为珐琅颜料的烧制温度通常在800摄氏度左右,而银的熔点大约是960摄氏度,银比铜的熔点低得多,这无形中就对烧蓝火候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“传统的珐琅都是用炭烧,火候的掌握全凭经验。有的颜料甚至要求温差不能超过5摄氏度,一旦温度过高,不仅烧出来的色彩难看,而且银胎也很可能变形甚至烧化。”过鹏儒说,最初试验时,他们也像传统的做法一样,用炭和汽油在露天小院中烧蓝。对于“门外汉”的过鹏儒来说,这件事儿不仅困难,而且危险。曾经有一次,因为过于全神贯注寻找最精确的温度,他一不小心碰倒了汽油桶,火苗“腾”地一下就蹿了起来,所幸小院里备了灭火器,一群人和简陋的工厂才幸免于难。
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和危险中,曾对珐琅彩银完全没有概念的过鹏儒,终于摸到了这门古老工艺的秘诀。在丽江郊区的小院里,通过他的巧手,流光溢彩的珐琅彩银酒具、手镯、花瓶一件件出炉。尽管每烧一件成品都要用掉几十斤炭,而十件成品中大概也只有两三件可以称得上成功,但他还是欣喜不已,因为那些璀璨华丽的色彩,比起童年时母亲手腕上的镯子,有过之而无不及,用母亲的话说,他可以出师了。
与此同时,过鹏儒公司打造的珐琅彩银,也得到了一些专业奖项。此时,如果将目前的作品稍加改造,批量生产旅游产品,对于商人而言也算一笔不错的生意了。但此时的过鹏儒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,成为匠人和传承者的他,希望向更多的人普及、传播这种古老的文化遗产。
创意传艺——
融入东巴文化,古老工艺焕发新彩
要耐得住寂寞,要坐得住冷板凳,市场经济的大潮中,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常常遭遇这样令人心酸的境况。过鹏儒的想法不同:“雕琢工艺时当然要静心、耐心、细心,但要保护非遗,传承文化,还是离不开市场和年轻人的力量。”他相信,只有市场认可了,年轻人喜欢了,古老的工艺才能永久地传承下去,而要做到这些,必须创新。
他到朋友家里做客,看到别人客厅里悬挂着一幅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,寥寥几笔,俊秀山水跃然纸上,大片留白,却是“无声胜有声”,意味无穷。看着这幅画,过鹏儒琢磨起了珐琅彩银:传统的珐琅器色彩都很“满”,从外观上甚至看不出金属胎的材质,如果像水墨画一样留白会不会更美?与铜胎相比,银胎本身就具备吸引人的光泽,如果要打造“留白”的珐琅器,银胎应该具有先天的优势。过鹏儒越想越觉得这创意可行。很快,他研发出了一系列“半珐琅”彩银器:通体雪白的茶壶,仅在一侧用珐琅点缀出几竿翠绿的竹子;纯银的手镯,仅在搭扣处点上几朵珐琅祥云;现代的打火机外壳上,简单配上中国的12生肖图案……这些“半珐琅”彩银器,很快成了国内外展会上的新宠。
他到山脚边的束河古城闲逛,头上是蓝得透亮的天,脚边是清澈见底的龙潭水,“烧蓝”俩字突然蹦了出来,过鹏儒突发奇想:蓝是珐琅彩最具代表性的颜色,也是七彩云南的经典色彩之一,能不能设计一把以碧水蓝天为主题的珐琅银壶?2015年,他的奇想变成了现实,一把“碧水微蓝”珐琅银茶壶惊艳亮相。没有传统珐琅图案的繁复,壶身只有简洁的银纹镶嵌大块的蓝,蓝白相间,纯净得如一池碧波,一方晴空,令人不由感慨,大美至简,便是如此吧。
不过,你若以为至简的珐琅银壶,制作起来相对容易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大面积的色块其实更难烧,一不小心融化的颜料就会流淌下来,所以不仅对温度要求更高,而且烧制时还要不同方向来回转动壶体。为了让壶体更加流畅、圆润,银胎也不是传统的焊接方式,而是特意请来了具有30多年制作经验的银匠大师,手工将一块银片一点一点敲成了没有任何接缝的一体壶,然后再在壶体上施展传统少数民族的錾刻工艺和内填珐琅工艺。
“可以说,‘碧水微蓝’融入了云南的银匠工艺、珐琅工艺,还有最具特色的天然风景。”聊起这件作品,过鹏儒颇为自豪。遗憾的是,笔者只看到了“碧水微蓝”的照片,因为纯手工制作,每一件珐琅彩银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,而这件孤品甫一亮相,就被一位喜爱珐琅工艺的台湾人收入了囊中。
2017年开始,过鹏儒最新的创意方向是把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融入珐琅彩银。
众所周知,丽江一带迄今流传着一种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“东巴文”,是纳西族所使用的文字。东巴文有1400多个单字,甚至比甲骨文的形态还要原始,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。因为是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,被誉为文字的“活化石”。2003年,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,并进行了数码记录。
东巴文这样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,自然勾起了过鹏儒的兴趣。他从东巴文单字中,精挑细选出符合传统文化、又有美好含义的文字,请教纳西族的老人,从东巴图画、舞蹈、神话故事中,撷取有文化内涵的图像,再请来设计人员以文字和图像为原型加以设计。
从不辞辛苦重现珐琅彩银的光彩,到融入东巴文化加以创新,支持过鹏儒的,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初心。除了国内的文博会,他还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和精力,带着珐琅彩银到迪拜、印度等国参展,一次次将这门中国传统工艺介绍给外国友人。2015年开始,过鹏儒与云南艺术学院、云南大学丽江旅游文化学院展开深入合作,其工作室成为丽江旅游文化学院的实践教学基地。如今,每年都有几百名年轻的学子来到珐琅彩银工作室学习、参观、交流。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珐琅彩银,过鹏儒每年都拿出一笔专项资金,组织设计大赛,让年轻人感受这门传统工艺的奇妙。
他的种种努力没有白费,珐琅彩银已经从默默无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发展成了丽江乃至云南的一张文化新名片,不仅远销缅甸、印度、英国、法国等国家,而且在各大工艺大赛中捧回了一座又一座奖杯:“牡丹花开”银茶壶荣获第二届中国民族工艺美术“神工·百花奖”金奖;“花开富贵”掐丝珐琅彩银茶具和“国色天香”掐丝珐琅彩银花瓶同时荣获云南省第八届工美杯金奖;“喜鹊登梅”银茶壶荣获第三届中国民族工艺美术“神工·百花奖”银奖;“繁花似锦”银胎珐琅茶具荣获2017年“金凤凰”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铜奖……
如今,再提起珐琅彩银,不少云南人都会自豪地竖起大拇指。就连2017年11月在云南举办的国际马拉松比赛,其主办方也慕名而来,请过鹏儒为他们设计制作珐琅彩银马拉松纪念奖牌和纪念币。
而赋予珐琅彩银工艺新生命的过鹏儒,2015年被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破格评选为“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领军人物”,荣获“中国民族金属艺术大师”称号。2017年7月,过鹏儒被评为云南省首席技师,省里每年拨付10万元,专门资助他设立工作室,培养珐琅彩银的新传人。
千工百序,大器始成。而今,过鹏儒欣慰地看到,古老的珐琅彩在银器上重新起舞,焕发新彩。而他最终的目标,是将这样的光彩打造成中国的一张名片,让这门民族工艺走出国门,走向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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